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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0-06-23

【陈佼观点】中国的微博用户恐怕是世界上最幸福的,话语权本来就比Twitter上“推友”们多一倍,再加上中文简洁的表达,在产出信息容量上有着天然的优势。

 

在国内几大门户中,除了网易图个契合将微博字数限制定为163个汉字外,其他都是以140个字。为什么是140个字?这个话题似乎有点OUT,但绝对值得一谈。

 

众所周知,微博的祖师爷Twitter的字符限制是140,国内微博也延续了这个数字。但twitter为什么要将字数限定在140,而不是其他?很多人知道,这是移动通信标准决定的——根据国际标准,每条短信最多发送1120位,合140字节的内容。Twitter在设计时考虑到了手机发送容量,于是取了这个上限,用句时髦的话说,这叫人文关怀。

 

但问题是,中文、日文、韩文等为双字节字符,按道理应该是70个字才对,况且中文手机短信的字符限制也是70。为什么国内微博不用70,而沿用Twitter的140,网易微博更是别出心裁的用了163?它们的“人文关怀”去哪里了?实际上,140字的限制绝非“国际惯例”,日本最受欢迎的微博网站Ameba Now沿用twitter的140字限制,不过韩国最受欢迎的微博网站me2DAY,其字符限制为150字。

 

为此,我专门调查了一下用手机发布国内微博的情况,有很意外的结果。以国内目前最大的微博平台新浪微博为例,移动和电信用户最多可以发布140字,联通用户最多是70字,超过这个字数就会发送失败。这意味着,如果你是联通用户,只能享受70字微博的限制——比别人丢掉了一半的话语权。如果未来开通小灵通的支持,限制更大,为45字。

 

这当然是句玩笑,不过需要提醒的是,根据原信息产业部的《点对点通信协议》,每条短信的最大长度是70个汉字,也就是说,对于移动和电信用户来说,在新浪发布超过70个字的微博,会收取两条短信的钱。

   

我并不是要鼓动国内的微博平台将字数限制到70,实际上就算是140,也有人意见很大了。作家蒋方舟在玩了一段时间微博后删了账号,理由就是“我最不希望看到的,就是将来我的孩子最长的阅读极限是140字”,如果再拿掉一半,恐怕有人要疯。况且随着手机终端的发展,单次录入汉字数早已经超过了70字,有些手机甚至可达数百字,都快赶上一篇高考作文了,由此可见,将字数限制在140并不会带来多少不便,唯一的问题就是可能会让运营商多赚点钱。

 

前几天我在微博上发起了一个话题:到底微博应不应该设置评论功能?站长之王蔡文胜给了一个有意思的答案:其实Twitter只有140个字母,所以只有几句话,适合转发;而微博是140个字,已经能组成故事和道理,所以评论就重要了。没错,按照字节对应关系,中文微博140个字已相当于280个英文字符,况且中文还有言简意赅的文言文,140这个限制已经足够宽裕了。如果中国古人写微博,恐怕还嫌140字太多了——一首五言绝句20字,一首《满江红》也才93字,连婉转得柔肠寸断的《雨霖铃》也才103字。

 

所以说,中国的微博用户恐怕是世界上最幸福的,话语权本来就比Twitter上“推友”们多一倍,再加上中文简洁的表达,在产出信息容量上有着天然的优势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讲,微博延续Twitter的140字限制,算是犯了个“美丽的错误”。Twitter曾经办过微型小说大赛,如果中国的微博也办同样的比赛,恐怕会涌现出很多旷世杰作。

2010-06-22

【陈佼观点】“互联网使人变得脑残”是有历史条件的——互联网兴起于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,距今仅仅10多年,在这场信息革命中,新的秩序和规范远远还未建立起来,就如出版业建立之初色情小说先声夺人一样,我们正在见证新旧体系的交替过程,见证的代价就是我们这一代网民的脑残。

 

互联网使信息的制作、传播、获取变得低成本、低门槛、全球化,单凭这一点,我们就该为生在“网络时代”而庆幸。

 

林肯小时候唯一的信息来源就是一本《圣经》,中国古代也有“凿壁偷光”的故事,最早的图书馆都只向权贵阶层开放,“知识面前,人人平等”,但在过去几千年里,知识获取的鸿沟从来就没有彻底消除过。与先人相比,通过互联网,我们只需要敲几个关键词,马上就能拿到想要的信息,成本几乎为零。

 

但是,这会使我们变得更聪明么,或者变得更脑残?最近关于这个话题的讨论异常激烈,包括《华尔街日报》在内全球的主流媒体都加入进来,最终还是没有得到让人信服的结论。

 

先来说一个细节:在Google或者百度里,不管你是谁,来自哪里,只要你敲入相同的关键词,在同一时间,得到的答案一定是一样的。这是一件恐怖的事,这意味着,对于某个话题,我们的信息源和观点,正在被绑架,或者说被同质化。更郁闷的是,背后偷笑的或许是那些SEO高手们。

 

这听上去有些危言耸听,你也可能会说:比起小时候被统一的人民教育出版的教材洗脑,比起类似朝鲜那样全民只有“主体思想”的教诲,互联网要多元、开放、丰富得多。这没错,但别忘了,教材只在课堂上有用,Google却可能伴随你的一生。

 

说到底,互联网让我们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“知道分子”,但它无法代替我们进行思考,在海量的信息面前,也增大了对我们分辨能力的要求。李敖在北京大学演讲后,一位学生问过类似的问题,李敖的回答是:我真担心你们的小脑袋瓜子能不能接收这么多信息,要学会辨别什么是真正的知识,什么是臭狗屎。

 

一般来说,媒介信息越丰富,其平均质量就会急速降低。互联网就是这样,大量的、没什么营养的UGC(用户创造内容)拖累了信息价值的平均值,与传统媒体相比,差得太远。如果我们回顾一下信息的发展史,会发现这种“拖累”已经不是第一次:从甲骨文到竹简,再到后来的造纸术和印刷术诞生,每一次信息出版革命,无不如此。在欧洲,引述出版业兴起后,最早出现的是色情小说,后来才是科学期刊,当时人们就在指责“出版工业带来太多糟粕”,大家更怀念手抄本《圣经》的时代。

 

事实证明,印刷出版业没有让人们的知识体系崩溃,反而加快了宗教改革的步伐,带来了文艺的伟大复兴。所以,我判断的“互联网使人变得脑残”是有历史条件的——互联网兴起于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,距今仅仅10多年,在这场信息革命中,新的秩序和规范远远还未建立起来,就如出版业建立之初色情小说先声夺人一样,我们正在见证新旧体系的交替过程,见证的代价就是我们这一代网民的脑残。

 

尽管如此,我们要做的依然是拥抱互联网,加速这场社会革命的完成。

2010-06-18

【陈佼观点】要评判一个互联网产品的成败,我觉得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:打开它的“历史更新”页面,从头看到尾,如果你能找到清晰的脉络,则这个产品差不到哪去。反之,就要打个问号了。

 

用户的核心需求在哪?潜在需求又在哪?这是很多产品经理经常问自己的问题,但他们做出来的update list却不知不觉被外界“干扰”了。所以,要评判一个互联网产品的成败,我觉得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:打开它的“历史更新”页面,从头看到尾,如果你能找到清晰的脉络,则这个产品差不到哪去。反之,就要打个问号了。

 

创新工场的张亮在微博上提到了一个细节——1995年亚马逊确定自己的战略是尽快做大规模,在那个号称3个月为一个网络年的时代,它在两年时间里完全没有做过首页改版,而是专注于技术和物流库存系统的升级。这个案例虽不是说的用户需求,不过它讲的是拒绝诱惑,专注最重要的事。

 

还有个案例可能更贴切,前几天搜狗浏览器在自己的论坛里放出了一个“网速保护”的版本,讲到本质,它还是对浏览器“速度”这个需求点的突破。它考虑的是人们用迅雷下载的时候,大量挤兑的带宽导致网速变慢的问题,通过瞬时对带宽的“借用”来达到提速目的。

 

我们可以打开搜狗浏览器的update list,就像小学语文课文中概括中心思想一样,你能很容易发现“速度”这个关键词贯穿始终。最开始的起点当然是webkit的引入,后来的“全网加速”、“多任务异步浏览技术”,再到“云加速”、“网速保护”,速度始终是核心。联想上面亚马逊的案例,你能发现心无旁骛的力量。

 

上述案例告诉我们一个道理:投入产出比最高的创新,一定是建立在用户核心需求上的,并且是持续的。听一位Google的朋友说过,Google每天有上千个update,几乎90%只有一个目的——提升搜索精准性。

 

再来看另一个细节:速度当然是浏览器的核心需求之一,但如果产品经理老是盯着浏览器的一亩三分地,很难发现用户需求的“延伸”。在搜狗的案例中,用户的真正需求不仅在“快”,前面要加一个限定——迅雷下载时。我相信产品经理在考虑做这个功能时,一定投入了很多精力来还原用户的浏览器使用环境。

 

说到这里我突然想起iPad,很多人将它看作“床上电脑”。据说,Apple的设计师还真的模拟过在床上使用iPad的场景,考虑了一些易用性和安全问题。

 

这又告诉我们另一个道理:单单抓住用户的核心需求是不够的,还要为这些核心需求设定应用场景,只有这样做出的产品才能给用户突然的惊喜。Foxmail中有一个细节,当你在邮件正文中留有“附件”字样,发送时如果Foxmail监测到你的邮件并没有带附件,会贴心的提醒“您是不是忘记了贴附件”。

 

所以,我希望搜狗能够继续保持这种对核心需求的持续探索,做到极致。用户不需要一个大杂烩,苹果的产品有很多毛病,但它将体验做到了极致,用户会为此容忍。我相信这种量变会形成质变,构成浏览器市场的颠覆力量。

2010-06-03

陈佼观点】对公众来说,尊重你拥有的、越来越多的信息获取发布渠道,具有明辨是非的基本素质,不以讹传讹;对于媒体来说,尊重新闻事实的同时,多一些人文关怀,我们或许不需要“善意的谎言”,但我们未必需要血淋淋的事实。

      前两天富士康的“跳楼门”高烧不退,前几天还炒得沸沸扬扬的长虹“财务门”似乎突然被媒体和公众遗忘了。几乎可以预见,等到下一个热点事件出来,“跳楼门”也会突然跳出人们视线。

     在四川省证监局、国税局的调查报告出炉后,真相已经明朗:长虹公司1998年度涉及22.5亿元商业承兑汇票销售收入符合当时会计制度规定,不存在虚增和重复记录销售收入的情形;长虹1998年纳税情况正常,未发现有涉及指控业务范围内的偷税或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情况。然而,蹊跷的是,5月21日,当事者范德均因涉嫌虚开增值税收据案被拘留。那么,范德均是否会应该被追诉侵害商业信誉罪呢?值得注意的是,在与之类似的燕京啤酒举报事件中,举报者已因为“诽谤罪”入狱。

    这是一个信息越来越对称的年代,“蝴蝶效应”很容易在传播中显现,“小人物”由此有了对抗“巨头”的可能。在“财务门”中,范德均主要调用的是实名博客+微博的方式来“直播”,已经形成了较大范围的网民效应。

     而在近年来屡屡出现的各种“网络红人营销机构”中,一个简单的创意可能在一夜之间带来上千万网络点击,公众的眼球很轻松就被撬动。如果说这还不够可怕,可怕的是,这些玩弄公众于股掌之间的所谓“推手”往往在事后大言不惭的“宣布对此炒作事件负责”,甚至争相“邀功”。

     消除信息分享的沟壑,让公众人人平等获得第一手资料,这对人类是一种莫大的进步,但不可避免的存在负面的因素。我认为,一定要对破坏这种积极因素,放大这种负面因素的责任人依法予以惩戒,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“大好局面”的来之不易。

     另一方面,这对媒体从业者的判断力、社会责任感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和挑战。无论是“财务门”还是“跳楼门”,哪一条资讯应该放在头条,哪一条新闻应该告诉公众但不宜放大,哪一条新闻不应该传播,主编应该把好关。没错,新闻的本质应该是尊重事实,但问题是新闻人应该具备超脱和人文关怀,在保证公众知情权的同时,也该预知新闻可能带来的社会效应。

    世界卫生组织与国际自杀干预联合会2008年曾编写《预防自杀:媒体从业者指导》,其中提出了媒体报道自杀事件的基本原则:不附加图片或视频;不将自杀方式描绘成无法解释或者浪漫或者神秘的行为;不对自杀方式进行详尽描述;切忌为自杀者歌功颂德大肆渲染;不使用煽动性标题;标题用词要谨慎;不报道经常有人自杀的地点;关注自杀者亲属等。而在类似长虹“财务门”这样的“爆料”事件中,媒体又是否应该遵循一定的原则呢?显然,这种原则现在只是媒体主编和记者的心中,而没有形成系统化。这一点可能需要新闻从业者共同反思。

     在“财务门”的闹剧已渐行渐远的时候,我觉得有必要提醒一下:对公众来说,尊重你拥有的、越来越多的信息获取发布渠道,具有明辨是非的基本素质,不以讹传讹;对于媒体来说,尊重新闻事实的同时,多一些人文关怀,我们或许不需要“善意的谎言”,但我们未必需要血淋淋的事实。